近日，人民食物主權論壇發表《為何產業化發展模式難讓農民脫貧？》，文章指出，苦蕎近年來變成了一個時尚，很多城市人都喝苦蕎茶。那么以種植苦蕎為傳統的四川涼山彝族農民是否因為苦蕎產業的興起而脫貧了呢、而發展了呢？不僅是涼山，目前各地政府把推進農業產業化當做扶貧的重要手段，然而這一政策的實際效果到底如何？研究人員深入四川涼山彝族自治州，長期調研苦蕎生產和苦蕎產業發展對彝族農民生計的影響，對農村發展的影響。

調研表明，當前的農業產業化仍是市場分配的邏輯，不僅不能扶貧，而更會進一步強化貧富分化。一方面，農業產業化扶貧實踐結果，龍頭企業成了扶貧“龍頭”；另一方面，跟苦蕎農戶一算賬，發現農民每畝負收益237元！結論：農業產業化也無助于解決農戶在生產上的困境，農戶的困境不僅來自市場結構下工商資本的利益侵占，也來自于家庭農業生產這一局限性。

摘錄：

百元一盒苦蕎茶，彝族農戶卻虧本：誰得了利潤？

企業對苦蕎產業的支配力量在掌控苦蕎的加工環節后便形成。在這種經濟結構下，農戶只能是單純的原料提供者，被排除在分享市場利潤之外。當企業的苦蕎產品在市場上以高級保健品的昂貴價格出售，農戶的原料卻只能與低廉的糧食作物價格看齊。

企業即便缺少穩定的原料來源，但也并不愿意自己涉入種植。其原因是顯而易見的，苦蕎的種植成本高于它目前的市場價格，如果企業自己經營，他們還需要額外增加土地租金、勞動管理成本、資金積壓，以及承擔生產風險。而通過市場交換，企業不僅無須負擔這些成本，還可以以低于種植成本的價格買入原材料。換言之，市場機制使得資本得以合法侵占農民的勞動剩余，并且轉嫁風險。

對于農戶來說，承擔自然風險和市場風險是常態：2014年天氣早期干旱而后期雨水過多導致了苦蕎減產，相應帶來市場價格的上漲；2015年農民看到上一年苦蕎價格好，便增加了種植量，加上周邊云南昭通、貴州等地也增加了種植和供應，造成了價格大跌。但即便企業獲得了廉價原料，卻仍然要想方設法地減低購進成本，以追求最佳增值。對于直接送來工廠收購的農戶，企業限定了收購的時間——在1—2月進行，因為這段時間天氣干燥，糧食脫水量高。企業并且通過建立周邊地區和省份的供應渠道，來維護穩定的原料供應，同時達到壓抑本地苦蕎的價格上揚的目的。近兩年一些企業不愿意繼續投身工業生產，轉而專注于“做市場”。這些公司在市場上接到訂單后，就安排到苦蕎加工廠進行生產然后貼上各自公司的品牌。這種情況使得苦蕎的收購和加工出現了集中化的趨勢，甚至形成了地方壟斷性的苦蕎市場，從而增強了工業企業對原料的吸納能力和價格控制力量。

對于農戶來說，他們的農業收入不僅受到本地中間商和工業企業的利益擠壓，還受到國家政策的左右，以及國外強勢資本的利益爭奪。

然而，對農民生計形成破壞力量的卻是全球化資本主義經濟。在全球化的市場經濟下，國內的小農產品不可避免地要與其他國家的勞動時間投入低的工業化農業產品競爭，并且發達國家的農業經營能夠得到更多的政府補貼和支持，受到補貼的農產品能夠以更低的價格出售，這迫使我國農產品價格也要與之看齊，受其限定。這種情況下，小農產品往往只能以低于其實際勞動時間的價格出售。在這過程中，世貿組織（WTO）往往成了國際資本的通行證。2016年，美國向世貿組織起訴中國對三大主糧的補貼不符要求，目的是為了增加美國農產品對中國的出口量。

產業扶貧不能解困，出路在于集體化

以龍頭企業為主導的農業產業化發展模式顯然沒有如政府所預期的那樣“帶動農戶發展”，卻是企業通過市場交換實現對農戶的勞動剩余的掠奪，成就企業的資本積累，剝奪農戶自身的發展機會，兩者的貧富差距日益擴大。雖然政府扶貧同時致力于當地的修路通車，并以項目發放補助等方式來減輕農民的負擔，試圖以二次分配的方式來縮小貧富差距，然而在某種意義上二次分配只是鞏固了農民的附屬位置，卻助益了資本以更低成本、更有效的方式進行積累，以致一些學者批評這是以發展的名義使得農民成為資本的附屬。

農戶不僅在流通領域受到工商企業的利益侵占、中間商販的利益擠兌、國際資本的利益爭奪、市場結構的限制（陷于增產與過剩的環回），同時其本身的生產組織方式是制約發展的重要因素。在20世紀80年代集體經濟解散后，彝族農戶轉向了從傳統的家支組織尋求生產生活上的聯合互助，且的確在人情網絡的支持下實現了一定程度的生產力提高和社會保障，然而這并不能解決個體經營所面臨的更多問題，更沒法在簡單互助中謀求進一步的發展。政府主推的農業產業化模式卻更多地強調為農戶創造市場機會，不僅無力解決家庭農業生產上的困境，并且進一步強化了資本對資源和財富的支配?？晒┙梃b的是集體農業時期的生產實踐，在土地的統籌利用、經濟組織成員的分工協作的基礎上，開展多樣化、綜合性的農業經營，包括利用地方資源發展村集體小工業，并通過公共積累提供社會保障，以此讓勞動者成為發展的主體。

點評：

農業產業化的扶貧模式具有極大的相似性，種植業如此，養殖業也是如此，主體模式便是地方政府或主管部門鼓勵規?；洜I的同時，從政策和資金層面大力扶持所謂的龍頭企業，然后期望由龍頭企業帶動和管理中小群體。殊不知，每一輪資金和政策的流轉，既有規?；囊恍﹥瀯?，也會導致流轉中的流失和侵占。拋開資源的損耗不說，這種方式帶來的社會資源配置的公平公正性問題同樣飽受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