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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官場轉到豬場,朱愛民評價“豬無私,知恩圖報,飼料好,它就長得好,人對它關心,它就不生病,并且多產仔或多產肉,你撫摸它,它就親切地依偎你,用溫軟的鼻嗅你。而人呢?”
近日,一篇《我是養豬人》文章讓朱愛民重新回歸公眾視野。2015年9月,朱愛民便加盟天邦股份,擔任天邦股份副總裁、漢世偉食品集團總裁。
在這篇文章中,朱愛民說,人有時候不是人,豬永遠是豬。
1966年生于安徽長豐的朱愛民,先后任巢湖團地委、巢湖團市委書記,居巢區委副書記,巢湖市計生委主任、信訪局長,和縣縣長、縣委書記,臨泉縣縣委書記。
2011年4月國土資源部發布,因安徽和縣碧桂園違規占地案,當時在任和縣縣委書記的朱愛民袒護碧桂園,異地任職的朱愛民被撤職。
官場沉寂兩年后,朱愛民轉任阜陽經濟技術開發區管委副主任、工委委員。
在外界看來,這是他恢復正常工作的信號。卻沒想,他隨后辭職離開官場,甘愿做一個“養豬人”。
沉寂兩年,朱愛民經歷了什么,如何理解身份的轉變?又如何看待政商關系?
“人不會永遠都正直、無私”
記者:《我是養豬人》的文章中,你說因為姓氏與家庭成分的原因,從小就對豬有著難以言表的經歷與感情,當“生平第一次走進大型養豬場,看到鱗次櫛比的欄,整齊的料線、水線,憨態可掬的豬仔、安詳的母豬,才知道什么是現代化養豬。”有人看來,你對豬的這種評價有點夸張。
朱愛民:一點都不,因為它是我的事業,我熱愛這個事業,我就要到處推崇這個經驗,就跟談戀愛似的。
記者:文章中寫了一句“人有時候不是人,豬永遠是豬”,可以解釋一下嗎?
朱愛民:你懂得。人比較復雜,他不是永遠都正直、無私,并不是在任何時候都能幫助人,人太容易改變,但豬不會,它吃、喝、睡,對人的感情不變,它奉獻給人的東西也不會變。
記者:人善變,是因為人的本性還是環境使然?
朱愛民:二者兼而有之。
記者:你有沒有你說的"不是人"的時候?
朱愛民:人是趨利避害的。我的變化是不再輕信,一切經過實踐。
記者:你是向你認為理想的方向轉變,可以這樣理解嗎?
朱愛民:可以。
記者:我還在你們的文章中看到一句話,“己所不欲勿施于豬”。
朱愛民:對,我們對豬的溫控環境都是有嚴格要求的,就是一定要想到豬的想法,講究一個舒適度?,F在國內有很多行業問題比較嚴重,食品安全問題尤其嚴重。我們就是要做安全食品供應商,培育中國最好的種豬。我們就是靠良心、靠技術,打下這個高端飼料的天下,明年還要做無抗生素的豬肉。
記者:我了解到精準扶貧也成為你們企業的一個發展模式?
朱愛民:對,我們是生態養殖、精準扶貧、全產業鏈的發展模式。因為從我過去在共青團、信訪局、縣長縣委書記到現在,感觸最深的一個單位是信訪局,它讓我了解了社會很多方面,也認識了什么叫民間疾苦。
記者:可以舉個例子嗎?
朱愛民:因為城市拆遷,老百姓去市委堵門,那是我任巢湖市信訪局局長第二天,當時老百姓請我去家里談,有人勸我說不能去,但是我去了,他們沒有打我,把珍藏的壓箱底的茶葉拿出來請我喝,后來事情解決了,所以只要政府作為,百姓一定是有感激之情的,就是那句話“當官不為民做主不如回家賣紅薯”。
現在也一樣,天邦現在就在參與政府精準扶貧項目。一個項目對應200戶貧困戶,定時定點定額進行扶貧,讓人們在一定的時間內,不離土不離鄉實現脫貧。我在和縣臨泉縣是有一點遺憾的,在那里沒有實現的愿望,社會的,我個人的,在企業實現了,這也是我為什么轉到企業的原因。
記者:有的同事說你喜歡罵人,但還是愿意跟著你干?
朱愛民:我知道每個人每個階層的痛苦,我就是這么一步步走過來的,包括我自己遇到的坎坷,我也不希望這種痛苦和艱辛發生在我的故鄉,我的朋友們,所以我幫他們,盡我最大的努力。
“不管對錯都是要服從的”
記者:你怎么看待和縣碧桂園這個項目?
朱愛民:碧桂園的項目用地是山崗地,是過去干部任職都哭著不想去的地方,也是老百姓都出去打工不愿意回來的地方,現在是和縣最富庶的地方,是外地人都想去的地方,石楊鎮現在也是和縣稅收最高的地方。
記者:我看到2009年在宣布你調任決定的和縣干部會議上,搭檔的同事評價你雷厲風行,善于謀大局,你怎么看待這個評價?
朱愛民:我這個人比較喜歡做規劃,一般都是5年的規劃,也比較迷信制度,迷信專家。國家規定,鄉鎮書記、縣委書記不滿三年不能調離,我很想把一件事完整地干下去,在這兩個縣將自己的想法充分實施。
記者:迷信制度,迷信專家怎么講?
朱愛民:我在決策的時候如果自己拿不定主意就會請相關的專家來評判,如果還是不能決定,就再邀請另一批專家對前面的專家進行評判,這樣事情就基本搞定了。
調任臨泉縣后,當時的安徽省委副書記王明方來視察,問我臨泉怎么樣,我說民心可用,人們盼發展,盼改變。那個時期的臨泉縣很落后,毒品泛濫,風氣很不好,但是臨泉的未來是必然的,為這我首先把煙戒了。
但是,在和縣任縣長、書記加起來兩年零四月,在臨泉一年零八個月,在兩個縣都沒待夠3年,想法也都沒有完成,很遺憾。
記者:所以碧桂園違規占地案的處理決定是很突然的?
朱愛民:可以說是“飛來”“無妄”。2006年12月我到和縣任職,2007年12月任縣委書記。碧桂園項目已經于2006年5月在香港簽約。我在2009年4月8日調任臨泉縣,2010年12月23日離開臨泉。所以很委屈,但是總要有人擔責。
記者:當時有沒有對這個決定提出異議?
朱愛民:不管對錯都是要服從的,你就是再反對,再申訴,仍是會擔責。而且,這樣做的結果只會牽扯更多的同事和部下進來。
記者:那為什么需要你來擔責?
朱愛民:因為只有我調任到了外地任職,等我知道這個結果的時候,已經無法改變了。
記者:你對任職離職的時間很敏感。
朱愛民:對時間很敏感。我對一些歷史事件的時間也記得很清楚。
記者:你對歷史感興趣?
朱愛民:談不上特別感興趣,但是讓我在高歌猛進的時候遭遇挫折,能想到凡事有其利必有其弊,反過來也是,任何反復的經歷都是有意義的。
記者:所以從2010年被撤職到2013年5月重新任職阜陽經濟技術開發區管委會這段時期,自己也做了一些事?
朱愛民:忙忙碌碌這么多年,終于有時間閑來看看書,整理一下心情。
記者:兩年是在家度過的?
朱愛民:嗯,2年時間賦閑在家,閉門思過。買了很多書,從《左傳》開始,看了一遍四書五經,不同版本的中國歷史,看了三個版本的《論語》。時間可以消磨一切。世上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任何事情關鍵看你怎么對待。
所以談到過去,我無怨無悔。弗羅斯特有首詩《未選擇的路》,我的理解是,世上的路有千條,人只能選擇其中的一條,你不知道哪條路的風景最好。但是現在看來,我走的這條路,我認為是最好的。
記者:你當時怎么決定要養豬的?2013年5月轉任阜陽經濟技術開發區管委在外界看來已經開始恢復正常了。
朱愛民:當時只是安排了一個職務,并沒有叫我去上班,只是一個過渡,原本是要去合肥的,但是這個事情就復雜了,那邊一討論就討論了半年,起用一個受過處分的人,不知道該怎么安排我,當時我也很焦急,正好之前有個老同事叫我吃飯,我就去了,去了一看發展的欣欣向榮,都是我的幾個老部下,干勁也很足,嘗試了一段時間,覺得還可以,就離開了。
“如果所有人都壞了,這個社會無法運轉”
記者:你怎么看官商兩者的關系?
朱愛民:各有各的規矩。在中國的傳統社會,人們對官員是崇敬的,官員的飯吃起來容易得多,因為官員有權力,商人因為沒有權力,想借助其他東西來辦,有些往往是違法的。但是黨員有組織紀律,有法律,所以官員跟商人打交道需要分寸。商人要比官員更自律,更要按規矩來辦事。
并不是所有的官員都必然腐敗,并不是所有的招商引資都是官商勾結,也并不是所有的重大項目都是權錢交換,如果所有人都壞了,這個社會將無法正常運轉。
記者:從官員到商人,這個身份的轉變,你自身有哪些調整?
朱愛民:我一天的安排基本是早上5點起床,走路到江邊一個小時,回來洗澡吃飯,看三篇《曾國藩日記》,幾篇古典詩詞,看半小時新聞,7點半上班。晚上沒有應酬接待,一個是上網,剩下的時間就是看書,有時候下下圍棋?,F在的狀態就是四個字“簡單快樂”。
記者:聽說你寫了幾千首詩?
朱愛民:我在QQ空間里寫的,有些想不通的事情,寫一寫讓朋友看看,這是我一種自我安慰、自我康復的方式。
記者:在普通人看來,放下縣委書記的身份做一個養豬人,有些難以接受。你怎么看這個觀點?
朱愛民:沒有必然要做什么的,也沒有人天生就是干什么的,一切都是機緣。
記者:之前是以官員的身份與企業打交道,現在是以企業的身份與政府打交道,你怎么理解這樣的互換?
朱愛民:兩者雖然位置不同但目標是一致的,在政府的時候我說過,如果企業在我們這里賺不來錢就是我們的恥辱,所以地方要為企業多考慮。另外,企業也需要了解政府想什么,需要什么。我們這個行業,一沒有稅收,二占地大,環保壓力大,但是我們這樣想,首先把環保做好,這是前提,其次我們聯合地方政府開展精準扶貧,還能解決一部分就業,發展全產業鏈,還能為地方經濟發展做點貢獻。所以兩者需要多溝通。
從政到從商,從領導的角度來看,我的包容心和同理心增強了,不像以前只是一味的命令,更注重為別人著想,相互理解。
記者:從官員到商人,這個轉變過程,對你而言難嗎?
朱愛民:難也不難,難在一個企業的人是抱著懷疑的態度,官員是抱著看笑話的態度。不難就在于我自己的態度,我給自己一個心理暗示,我覺得我干這個也能成為行業的佼佼者。
所以不要把過去當成一成負擔。我經常跟我的同事們講,中國的文人最大的悲哀就是懷才不遇。我一直信奉詩人魯藜說的一句話“老是把自己當成珍珠,就時時有被埋沒的痛苦,把自己當作泥土吧,讓眾人把你踩成一路。”
記者:這樣會不會太卑微了?
朱愛民:我愿意在這個塵世里,做一個卑微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