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豬病日趨復雜，其診斷與防治難度越來越大，危害也越來越重，筆者根據親身經歷草草總結了十條對養豬生產影響深遠的豬病診斷與防治誤區。不妥之處竭誠歡迎指正。

筆者著此拙文別無他意，僅期拋磚引玉，讓更多的從業者以史為鑒，牢記血的教訓，避免慘案再次重演。

一、耳朵發藍=豬藍耳病?

多少有點專業背景的人都應該知道豬藍耳病就是豬繁殖與呼吸綜合征，它是由病毒引起的一種傳染病，其特征是厭食、發熱、懷孕后期母豬發生流產、死胎、木乃伊胎;幼齡仔豬發生呼吸道癥狀。也就是說它一個方面表現為母豬繁殖障礙，另一方面表現為呼吸道癥狀。生產實踐中僅有部分發病豬耳朵發紫(藍);再則引起豬的耳朵等邊緣部位“發藍”的因素很多，如敗血癥、呼吸困難、局部血液循環不暢等均可見到。如此以局部癥狀給病命名本身就犯了盲人摸象的“學術”錯誤，加上許多“技術顧問”也常以“專家”自居四處誤導，非專業人員顧名思義自是在所難免，“藍耳消”、“圓藍康”之流的狗皮膏藥能如火如涂也就不難理解了。

二、病原分離=疾病確診?

以附紅細胞體病為例，有很長一段時間紅遍了祖國的大江南北、長城內外，診斷的依據大多是因為發病豬渾身發紅，血液涂片鏡檢看到了“附紅細胞體”，用治療附紅細胞體的“特效”藥物處理有效，等等。事實上，體溫升高的患病豬皮膚發紅是常識性問題;另外，據權威人士調查結果顯示在沒有發生過附紅細胞體病的多種動物(包括人)體內也可檢出附紅細胞體;在河北、河南、山東、江西、湖南、遼寧等省，豬、牛、羊、雞等動物血液中的附紅細胞體檢出率甚至接近100%;有些動物甚至可以終生檢出附紅細胞體卻不曾表現出任何癥狀。發病豬只使用所謂的“特效藥”處理“治愈”后仍然可以從其體內檢出附紅細胞體，而且病原體的數量與用藥前相比并沒有顯著差異。筆者認為，即便從病豬體內檢出了附紅細胞體并不能說明該豬患的就是附紅細胞體病，最多只能算作疑似病例。

隨著ELISA、PCR、RT-nPCR等先進實驗室診斷手段的應用，與此類似的過分依賴實驗室診斷手段的經典故事還有很多，無外乎就是分離病原、鏡檢組織切片/血液涂片、檢測抗體/抗原……然后據此下個診斷書，忽悠老百姓了事。

筆者認為精準的實驗室診斷技術確實為疾病診斷和防治提供了更全面可靠的參考依據，但根據病原分離、抗體檢測等實驗室診斷結果便斷章取意的做法是非常欠妥的，它極有可能讓我們在疾病診斷和防治過程中犯以偏概全的錯誤，從而延誤對整個豬群的健康狀況的診斷和處理，造成更大的經濟損失。

三、疫苗接種=不再發病?

典型的就是“疫苗都接種了為什么還發病?”“抗體水平很高為什么也發病?”這類問題。能提出這類問題的人一般都比較好學，換句話說他們具有一定的專業基礎，但是生產第一線的問題往往是不斷變化的，這就要求從業者不斷的深入分析研究。

對上述問題筆者聽得較多的解釋是疫苗質量問題(滅活不徹底或被強毒污染，儲運方法不當，使用方法不當);動物健康狀況(如免疫抑制、免疫耐受、抗體水平整齊度不夠、遺傳因素等等);免疫時間太遲;環境中病原數量過多，超過機體的承受能力;病原血清型太多，所接種的商品疫苗跟養殖場的血清型不是一種，而不同血清型之間的交叉保護率比較低。再深入一點可能就是病原致病基因發生變異，毒力增強;病原靶位受體改變，與相應抗體的親和力不高?？傊?，疫苗接種并不是萬能的。

四、加量用藥=效果更好?

一則因為我國過去獸藥產品質量參差不齊，老百姓用得不放心，加大劑量使用藥物似乎成了慣例;二則是因為長期不合理使用抗菌藥物，致使耐藥菌株增加，按推薦劑量使用藥物有時收效甚微;第三，當前我國豬病復雜程度加劇，從業者過分依賴抗菌藥物。筆者第一手資料顯示，去年“無名高熱”肆虐期間有相當比例的病豬是被藥物毒死的，剖檢可見其心包積液、心肌出血，肝臟壞死，腎臟出血/淤血、壞死、腎盂有結晶。

隨著農業部GMP(生產質量管理規范)、GSP(經營質量管理規范)等工作的推進，我國的獸藥品質肯定會越來越有保證。如何科學合理使用藥物已經成為事關食品安全和人類健康的頭等大事，每個人都有責任和義務予以高度關注(包括小報記者)。

五、預防保健=花冤枉錢?

或許是長期的貧窮與落后造就了國人勤儉節約的優良傳統，這本身是件無可厚非的事情，但表現在健康問題上的“扛病”現象卻值得我們每一個人反思。正常情況下，機體確實具有一定的自我調節能力，以抵御或適應不斷變化的內外環境因素。適應才能健康，不適應就可能生病;輕則影響生長發育，重則發病致死。“扛病”就形如拼刺刀、肉搏戰，長此以往必然致使機體適應能力下降，更易于發病;相反，預防保健卻能有效提高機體的適應能力。實踐證明，在現有的生產條件下，對分娩前后的母豬及處于斷奶、轉群、免疫接種、運輸等疫病多發環節的豬群進行預防保健是非常必要的。